织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，使我们的统治前所未有的深入到乡村基层，同时在土改和合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明和实践的一系列治理技术、理论体系，也为集体化的开展提供了示范，集体化开展的条件已经成熟。”

“其次，这一系列的问题，不仅表现出群众百姓对集体化的需求，同样也突显了自然经济状态下内在的脆弱性和困境，自然经济状态中，总体的稳定和个体的分化都是难以避免的客观规律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土改和合作经济发展期间，很快就出现新的贫富分化现象和自发的压迫现象。”

“这就使我们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，保持土地和资源占有的平均和平等，必然会挫伤群众百姓的生产积极性、打压群众百姓的主观能动性，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根本没法做到这一点；但如果放任群众百姓去追逐‘发家致富’，则必然产生新的贫富差距和阶层，也必然会让富裕阶层重新掌握权力，压迫其他阶层。”

“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由我们红营主导、行政干预的集体化组织，取代群众自发的集体化自组织，就成了唯一的选择，以行政力量平衡自然规律、以红营政策引导群众百姓的集体化发展，同时也将尚未进行集体化的地区，或集体化开展比较缓慢的地区过渡到集体化的过程中来，对原有的群众百姓的自组织进行全面整合，重新构建新的生产关系和权力格局。”

“所以，我之前才会有那个意见，有集体化需求的地区，原本的合作社，还有群众百姓自组织的互助组、互助社和其他组织全部整合起来，按照所需的集体化地域集合成一整个公社！”侯俊铖一掌拍在桌上：“最终，就是要在这些有集体化需求的地域，形成相对独立、统一协调管理的集体化经济组织！”

赤潮覆清